文/谢骥

 

    杨沫的《青春之歌》，可列为十七年小说的扛鼎之作而毫无愧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更是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笔重彩。小说通过对林道静这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路历程和心路历程的描写，展现了一个“水深波浪阔”的时代，并对这一特定时代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和思想指向作了一番探幽和昭示。小说初版后，立刻激起了千层涟漪，臧否不一。郭开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发表题为《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的文章，首先对《青春之歌》发起了戟刺。他认为，作品“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结合”，“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后她也还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火药味十足的、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式的批评，无异于一通乱棒。但作者还是听取了这种批评，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并于1960年3月再版。对于此次修改，读书界和评论界众说纷纭，而作者认为修改是“必要的”。在此，笔者仅就“林道静在农村”之增写管窥锥指一下，以就教于方家。
林道静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而她的生母却是被迫害致死的劳动妇女。生母惨死之后，她深受继母虐待，形成了乖僻、孤独、执拗、倔强、叛逆的性格。当继母想把她当作摇钱树逼嫁给官僚做姨太太时，她毅然离家出走，决绝地与旧家庭、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但黑暗势力如魑魅般围袭她，终于使她陷入绝望的渊海中，竟企图投海自尽。这种绝望，既是对个体生命的绝望，也是对客体世界的绝望——包括对自己所属阶级的绝望。当她陷入绝望的渊海中时，她也在思想上脱离了自己所属阶级的渊海。这种绝望，并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会产生，相信有类似遭际的人——无论他（她）出身于何种阶级，都会萌生这种绝望。林道静自沉未遂，具有“骑士兼诗人”气质的余永泽救了她，她接受了他的爱情。而在同余永泽相爱的过程中，林道静逐渐发现曾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的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的个人主义者。这使她陷入了失望之中。在接触了共产党员卢嘉川，参加了游行集会之后，她更感到与余永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在几番踟蹰之后，她终于与余永泽分道扬镳。这是她的思想和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自此，她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中超离出来。她对“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的“爱”，亦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独有，而是人的本性使然。若在此盖上阶级烙印，只会贻笑于人。林道静踏上革命征程后，充满了幻想和狂热，甚至掺着些“个人英雄主义”。这也并非“小资产阶级”所独有，而是热血青年的共性和特质，也是其思想上不成熟、不稳重的表现，不必提到“阶级”的层面上来。其实，林道静同官僚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决裂后，就已在行与知上投入了无产阶级阵营，只是其成熟尚需假以时日。经过卢嘉川、江华、林红等人的批评教育和血的教训，她逐渐提高了觉悟，克服自身弱点，把自己陶铸成一个成熟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至于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还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客观上也还没有充分的条件。“林道静在农村”之事，与史实不符。为了塑造林道静这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硬要扭曲历史，未免失当。再者，是不是无产阶级战士就一定要在农村中熔铸出来呢？我想未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明证。即使林道静不到农村去锻炼，她仍不失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而不是郭开所说的“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这种意义上说，洋洋七章的“林道静在农村”之增写，未免有画蛇添足、矫揉造作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