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骥 的个人资料谢骥的msn共享空间照片日志列表 | 帮助 |
|
8月4日 关于堂·吉诃德的断想文/谢骥
一 对于堂·吉诃德,我不想臧否什么;我对他,只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 二 堂·吉诃德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他生活在理想的真空里。现实于他,只是污浊的的秽气。他想用理想的真空,去涤清现实的秽气,——但这是不可能的。 三 亚里斯多德说,悲剧主人公“之所以会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堂·吉诃德怀瑾握瑜,“行董道而不豫”(屈原《涉江》),却动辄得咎,还像乔治·奥尼尔笔下那只闯入人群的猿一样,受到嘲弄和戏谑,甚至遭到他解救过的牧童安德瑞斯的谩骂和诅咒。他的善心,却结出了恶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歌德语),他把理想与现实等同起来,他以主观之心愿度客观之事物。他“误以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经济形态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语)。 四 王朝云尝说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见《东坡诗话》),而堂·吉诃德不仅满脑子的不合时宜,而且简直不识时务。 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里面说,人可不合时宜,但不可不识时务。识时务而不合时宜者,可为思想者;识时务又合时宜者,可为政治家;不合时宜又不识时务者,只能被人视为疯子。堂·吉诃德若只怀抱自己的理想,而不执着锈迹斑斑的“骑士精神”之矛去“行侠仗义”的话,他仍不失为一位思想者。可惜,他不知“道之不行”,不知其不可为而为,所以,他成了一个“疯子”。 五 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而堂·吉诃德是“冲”入这个世界的。无论是对风车、羊群,还是对世俗、社会,他都采取了“冲”的方式。虽然他一次次马失前蹄,或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那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殉道精神,却在他“冲”的姿态中挥洒到了极致。因此,比起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一个消极的叛逆者形象)来,堂·吉诃德更令我们叹服。 六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老渔夫圣地亚哥好容易才捕到一条马林鱼,却招来了鲨鱼群的围猎。圣地亚哥老人是幸运的,毕竟,他守护住了马林鱼的骨架——虽然马林鱼的肉体被鲨鱼抢噬了。而堂·吉诃德呢? 七 由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我想起了西绪弗斯神话。西绪弗斯每天周而复始地把石头从山下推到山上,永无休止地受难。但他是幸运的,毕竟,他没有被石头碾得粉碎。而堂·吉诃德呢? 八 堂·吉诃德被关进木笼,体现了现实世界的限囿性和荒谬性。世俗是一群围袭、吞噬人的理想的鲨鱼。而“理想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现实的匮乏和不足的否定”,理想对现实的否定愈烈,悲观也就愈烈。堂·吉诃德经过三次出游,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创之后,终于由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嬗变为一个绝对的虚无主义者。他的恢复原名,与其说是清醒,不如说是理想的幻灭。 九 詹姆斯说,“理想是活的可能”。所以,丧失了理想的堂·吉诃德,倒地“死”了。 十 十二世纪的法国西部,流行着一首骑士恋歌——《虚无之歌》,其辞曰:“我有一位贵妇,她是谁,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她,但仍崇拜如狂。” 堂·吉诃德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也像歌中的贵妇一样,是臆想的、虚拟的,他的理想,亦复如是。既从虚无中来,必归虚无中去。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错误·悲剧文/谢骥
我们阅读古希腊悲剧,阅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会诧异地发现,像哈姆莱特、堂·吉诃德这些人,不仅不是十恶不赦、必遭天谴的坏蛋,而且都是闪现着人性、人文光辉的善者,但他们为什么会被命运捉弄、陷入悲剧的苦海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但如果我们听说过亚里斯多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疑团也许就会释解了。亚里斯多德说:悲剧主人公“之所以会陷于厄运,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譬如堂·吉诃德,他“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歌德语),他把理想与现实等同起来,他以主观之心愿度客观之事物,他“误以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经济形态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悲剧,皆源于错误。这种错误,有可能是客观事物所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主观意愿所造成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不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小说塑造了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探索贵族列文的形象,并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但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宁娜却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人物。在小说中,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素养的贵族女子,她典雅、端丽、聪慧、质朴,感情深挚,风度从容,心地善良,对不幸的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受了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和友爱之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蕙质兰心的人中奇葩,却陷入了悲剧的泥沼中,最终卧轨自杀,落得个兰摧玉折的下场。这是什么缘故呢?考察其悲剧产生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也可以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进行诠释:因为安娜犯了错误,或是遭遇了错误。 错误之一:与卡列宁的错误结合 安娜还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女、尚不知人生与爱情为何物之时,就奉姑妈之命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官僚政客卡列宁。这桩不幸的婚姻是安娜悲剧人生的滥觞,也是其悲剧的基因。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卡列宁都是无法与安娜相匹配的:“安娜犹如一首美好的抒情诗,而卡列宁好像一段不通顺的公文;她热情纯洁,他冷酷虚伪;她仪表端庄,风采迷人,他其貌不扬,令人作呕;她学识渊博,情操高尚,他目光短浅,庸俗自私;她生气勃勃,追求自由,他死气沉沉,思想僵化。”①在安娜眼中,卡列宁根本就是一个不懂生活不懂爱情的生活机器。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装饰品。安娜曾苦诉道,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敲门砖罢了”。在安娜心目中,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像鱼在水里游泳一样”。卡列宁这种冷漠、刻板、虚伪、热衷名利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安娜痛感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这一个爱情荒漠般的家庭,从结合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重重危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凸显。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伏伦斯基一出现,这种危机便如熔岩般喷发出来,熔灭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熔灭了安娜那颗枯寂的心,一幕由错误导演的悲剧慢慢地进入了高潮。 错误之二:对生活(爱情)的期望值太高 吉娣觉得,“安娜心里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那是她无法捉摸的。”这是一个虚无飘缈的世界,一个永无定性的世界,不但吉娣无法捉摸,我想所有的人都无法捉摸,连安娜自己也无法捉摸。它只属于无尽的彼岸,却永不能抵达它;它只属于内心,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它的立足点。然而,安娜却错误地认为,它是可以寻到的,它是存于现实中的。因此,她不满足于锦衣玉食但却枯燥无味的生活,总想逃离它,寻找梦想的伊甸园。当她结识了伏伦斯基之后,她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她以为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构筑梦想的伊甸园,可以永逸地栖息。所以,她用自己的眼神、用自己的魅力摄取了伏伦斯基的心。她把自己全部的梦想和渴望都投注到伏伦斯基身上。她为了自己内心虚无飘缈的世界,摈弃了一切外部世界。她在投注全部感情的同时,也要求索取伏伦斯基全部的感情,而且永不满足地索取。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我要求他也更多地为我献身”,“我在感情上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私”,“他说我无缘无故吃醋,我自己也说我无缘无故吃醋,但这绝不是吃醋,而是感到不满足。”安娜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她总是以为,伏伦斯基没有给予她所需要的足够的爱,总是吃醋。事实上,伏伦斯基并没有辜负她,是她的神经质、她的永不满足的心、她的自私挫伤了两人的感情。她认为,“他是造成她不幸的主要原因”,殊不知,是她自己,总以理想来度现实,总是沉湎于梦想的伊甸园中,而不会珍惜现有的感情,永不满足,从而疏离了她跟伏伦斯基的关系。她跟伏伦斯基分道扬镳后,使她内心的伊甸园轰然倒坍。她想寻找爱的天堂,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地狱。 错误之三:错误的自我估计、软弱性和依赖性 在舞会上,吉娣看见安娜脸上“现出她自己常常出现的由于成功而兴奋的神色”,“她看出安娜因为人家对她倾倒而陶醉”。安娜的美貌,征服了舞会上的许多人,更重要的是征服了伏伦斯基。但征服了男人并不等于征服了世界,更不意味着具备了与社会抗衡的能力。而除了美貌之外,我看不出安娜还有什么可自负的。可她偏偏是个自视甚高的女人。她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不应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中,而应该追求更高的生存状态。她以为,凭着自己的勇气,就可以冲破家庭、社会的樊篱,可以不受一切限囿,可以和伏伦斯基过逍遥游般的生活。然而,她错了,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她只是一个贵妇人,只是一个弱女子,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蚍蜉。她有向社会道德挑战的勇气,却没有同社会持久对抗的力量,更没有与社会决裂的果敢。她不能超离于社会之外,她有太多的在意、太多的顾忌、太多的恐惧。书中曾多次触及她的恐惧心理,如她在火车上,发现了尾随而来的伏伦斯基,伏伦斯基盯着她的眼睛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这正是安娜内心所渴望而理智又害怕的。”又如伏伦斯基赛马受伤,安娜失声惊叫,卡列宁指责她“失态”,她便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恐惧”。再如,安娜向丈夫摊牌后,“觉得很畅快,可第二天醒来,又觉得这太可怕了”。她怕被人嘲笑、被人鄙视,害怕被放逐于群体、社会之外。由此可见,她是一个极为软弱的女人、一个独立性极差的女人、一个依赖性极强的女人。她的依赖性还表现在她对爱情的态度上。她在卡列宁身上,得不到她所渴望的爱情,当她遇到伏伦斯基时,就急切地把所有的爱都附到了伏伦斯基身上。她曾对伏伦斯基说:“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我的一切都变了。现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爱情的奴隶,是她所爱的人的附属品。她总是害怕失去爱,失去她所爱的人,她对爱情的依赖,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伏伦斯基一旦不如她意,她就认为伏伦斯基不爱她了,就对他产生了仇恨心理,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仇恨心理,就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她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她的软弱性和依赖性,贯穿了她的整个心理历程,并最终把她推向死亡的深渊。 错误之四:在错误的社会里做了一件错误的事 “安娜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正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在混乱中崩溃,资本主义在混乱中稳定下来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道德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摆脱封建主义枷锁,成了人们普遍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从反动腐朽的囚笼中,从陈腐势力垂死挣扎中解放出来。,那是难于上青天的。”②安娜并不了解这种社会情境。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贵族们过着荒淫而又虚伪的生活。对于许多贵族妇女而言,都是过着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二重生活,过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偷情生活,并认为那是崇高的合法行为。恩格斯分析《人间喜剧》的形象时指出:“在贵妇人的生活里,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贞,在上流社会本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一场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但问题是,他们只允许“单纯地甚至快活地”过这种双重甚至多重的“爱情”生活,允许夫妻之间的互相欺骗,而不允许人们怀疑、否定这种生活的可耻、虚伪,更不允许认真、严肃地对待爱情,不允许光明正大地背叛丈夫。所以,当安娜提出与卡列宁离婚,公开自己与情人的关系,并和伏伦斯基同居时,立刻招来了世俗社会的飞短流长的攻击。贵妇人们“对追求真正爱情和纯洁生活的安娜冷若冰霜,骂她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人’,甚至在公开场合轻视她,蔑视她,好像是要把她们准备好了所有的泥团,一下子全抛到安娜身上,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似的”。③安娜的行为,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围袭和窒压:“以卡列宁为首的政界集团,用法律、责任、拒绝离婚和不准她与儿子见面等伪善的观念、冷酷的措施,来压抑窒息安娜的身心和爱情生活;以莉吉亚·伊凡诺夫娜为中心的由那些年老色衰、慈善、虔诚贵妇们和那些聪明、博学、野心男人们所组成的神圣集团,又用宗教的名义夺走安娜的儿子,用降神术否定她的离婚要求;以培脱西为代表的年轻贵族集团,则关闭了对安娜所有的社交大门”。④安娜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红杏出墙”,而是因为她不熟谙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规范,而且背弃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哲学。她生于这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社会,做了一件错误的傻事。这是她悲剧的根源。 错误之五:敌对意识和缺乏内省意识 吉娣觉察到,安娜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像魔鬼般媚人的东西”。我觉得应把这句话拆分开来:安娜具有媚人的外表和魔鬼般的性格。她的魔性主要表现在她对世俗的敌对意识上。她厌恶平庸的世俗生活,厌恶毫无情趣的丈夫。认识了伏伦斯基后,更觉得丈夫面目可憎。卡列宁对她的不贞采取了妥协和忍让的态度,只想维持现状,但对安娜冷淡了些。安娜却“不因自己的过失而稍微原谅卡列宁的冷漠无情”。卡列宁的退让反而助长了她对卡列宁的敌对意识,使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伏伦斯基的怀抱中。安娜的行为,触动了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遭到了世俗舆论的非议。她为了自己不可遏止的欲望,背弃了整个世俗社会,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竟想以一靡弱之躯与社会对抗。后来,“安娜与伏伦斯基经常吵架,安娜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诱使他们彼此敌对的恶魔”。她却不知道,这恶魔就是她自己永不满足的心。她怀疑伏伦斯基“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她认为“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其实伏伦斯基并没有仇恨她,只是她自己仇恨伏伦斯基没有给她“所渴望的爱情”而已。她对伏伦斯基产生了仇恨心理后,走向了最阴暗的角落。她仇视一切:“这些街道我全不认识了,还有一座座小山,到处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数不清的人,个个都是冤家”;她诅咒—切:“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甚至于在车站看到一对夫妇,她也觉得讨厌,认为他们“装腔作势,彼此厌恶,彼此憎恨,像一对丑恶的可怜虫”。她的心灵,已经被仇恨扭曲得变了形,几近变态了。她成了一个仇恨狂。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社会围攻,为什么会在仇恨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她太缺乏自省意识,一直都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直至火车辗过的一刹那,她才闪现出一丝自省的微光:“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但为时已晚,火车从她身上辗过,把一切仇恨都辗得粉碎…… 安娜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她的悲剧,是由一个个错误演化而成的。这些错误,既有外界所制造的(如安娜的错嫁和错误的世俗观念),也有安娜自身所潜藏的。这些错误,使得安娜的悲剧成为一种必然。小说发表后,有人写信给托尔斯泰,抱怨他让安娜死在火车轮下,未免太残酷了。托尔斯泰回答说:“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这就是说,作家描写安娜的悲剧命运,体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参考资料: ①《外国文学史》,韩漱洁、刘劲予主编,三环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12页 ②同上,第312页 ③同上,第313、314页 ④同上,第313页 “狂人”形象思辨 文/谢骥
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会横空出现几个“狂人”,如楚狂接舆、东汉的赵壹、三国的祢衡、魏晋的嵇康、明代的徐文长、李贽,还有当代的李敖等等。他们或狂放(如嵇康),或狂妄(如李敖)、或佯狂(如接舆),或真狂(如徐渭),但总而言之,他们都是被世俗社会目为“狂人”的人,都是游离于“众数”之外的“异类”。这些“狂人”,都是曾经存现或现在尚存的真人,而作为文学形象的“狂人”,则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的发明。
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首次提出了“吃人的礼教”这一命题.给封建礼教以猛烈的戟刺。因了“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①,它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自小说发表以来,便引发了无数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狂人”的形象问题。关于“狂人”形象,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三种观点: l、“狂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不是一个反封建战士。鲁迅只是借他的口向传统文化宣战。 2、“狂人”是一个反封建战士,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3、“狂人”是一个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反封建战士。② 愚以为,在以上三种观点中,第一种失之偏颇,第二种有其合理之处,第三种则是可取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狂人”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在“小识”中已交待明白。“小识”中写明,“余”偶闻“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患一大病”,访晤时其兄“言病者其弟也”,“然已早愈”。这里通过其兄之口证明“狂人”确实患过病,但已治愈。其兄“出示日记二册”,“余”“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是“余”从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日月”而得出来的结论。另外,“狂人”病愈后自题书名为《狂人日记》,说明““狂人”自己也承认自己曾经患过精神病。由此可见,“狂人”确系精神病患者无疑。 “狂人”之为精神病患者,还可以从十三节日记里“狂人”的心理状态、言谈举止中窥见一斑。日记里多次写到“狂人”的疑惧心理:赵家的狗看他两眼,他便怕了起来;赵贵翁的眼色、路人的议论,他也疑是要陷害自己的;街上的女人打骂她儿子,眼睛看着他,他便“吃了一惊”;听说“狼子村”的人打死“大恶人”,吃了“大恶人”的心肝,他也害怕得“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他看到碗中的蒸鱼翻着白眼,张着嘴,他也害怕,甚至于“吃了几筷”,“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医生来给他诊治,他却疑心医生“是刽子手扮的,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脊,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医生嘱他静养,他却认为医生让他养肥了,好让他们“多吃”……这种疑惧的心理状态,正是“迫害狂”患者最显著的病理特征。 “狂人”不仅心理状态狂,其言谈举止也表现出“狂”的特质,“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如第一节日记: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这一段文字,杂乱无章,跳跃性大,教人摸不着头脑。用正常的思维来想,一个人决不可能三十年都不见月光,更不可能一见月光就恍然大悟“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狂人”一见到月光,顿觉“精神分外爽快”,但突然间又觉得“须十分小心”,因为赵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于是他害怕起来,且认为自己“怕得有理”。被狗看两眼有什么好怕的,而且还“怕得有理”?这显然是狂人的语言和狂人的联想。“狂人”这种“奇特的思维方法和怪诞的行动,都脱离了常态,完全符合迫害狂患者荒谬的思维逻辑。”③ 又如第十节日记:“狂人”给大哥做劝转工作时,“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了一大通离奇、怪异而又杂乱的话,譬如“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这句话,易牙是春秋时齐国人,与夏桀、商纣不是同时代人,易牙蒸子献给齐桓公,而不是献给桀纣。这是“从前”的事情,而不是“一直从前的”事情。这些谬误,显然是“狂人”思维“错杂”所致。这也是“狂人”作为精神病患者的一种外现。 综上所述,“狂人”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也就是鲁迅说的“迫害狂”。但是,“狂人”“并不完完全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狂人”。如果“狂人”仅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小说也就成了一份病理报告,也就失去了其反封建的思想意义。“狂人的形象在疑惧、荒唐之中,醒而且真;他的思路错杂而有端绪;怪异中闪现着深切的真知。”④“狂人说的是疯话,是神经错乱下的胡言乱语;而这些胡言乱语又大都包含着生活的真理,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给人们以印象深刻的启发,使许多人恍然大悟。”⑤“他从自身的被迫害,联想到现实中的吃人,延展到千年古久社会的历史;从‘仁义道德’的满纸教义,到吃人的本质的揭露;从‘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的假象,到‘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狸狐的狡猾’的概括,一切都在‘荒唐’中揭示着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本质,显现出足以‘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深刻思想。由此可见,透过狂人的‘荒唐’、‘错杂’的思想折光,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勇敢的叛逆者,开始觉醒起来充满了反对‘孔家店’精神的猛士的形象。”⑥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和诘问:“小识”中明明写道,病愈后的“狂人”,已“赴某地候补”,怎么能称之为反封建斗士呢?对此,笔者认为,病愈后的“狂人”,确实蜕变了、堕落了,已经不能冠以“反封建斗士”之名了,但我们应该看到,病愈后的“狂人”,就不再是“狂人”了,而我们讨论的是“狂人”的形象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紧扣发狂时的“狂人”的思想来进行分析,而不应节外生枝。要探究“狂人”的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他的十三节日记。就十三节日记所凸现的“狂人”形象而言,我觉得可以这样为他定位: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 我之所以说“狂人”是一位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主要有如下三点依据: 第一,“狂人”对吃人者和吃人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狂人”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认识,是从具象的吃人、实在意义上的吃人开始的。他在街上听到一个女人打骂孩子时说:“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在家里听到狼子村的佃户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了吃。”他从这些话语中得知外界的人“吃人”这一现象。他还从别人凶恶的眼神中搜索到了别人也想吃他的讯息。接着,他发现本家的人也吃人,譬如大哥,“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他想起妹子死时,“母亲哭个不停,大哥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大哥也和外人一样,视他为“疯子”,也想吃他……既然外界的人吃人,本家的人也吃人,那么整个社会都在吃人。其中包括赵贵翁、“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等等,这些人中,既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既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一样的脸色、一样的眼光、一样的思想,他们组成了庞大的吃人群体。另外,“狂人”还从大哥教他“做论”颠倒“好人”“恶人”,以及吃人者的种种心态中,研究出了吃人者的本质特征——“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狸狐的狡猾”。这种精神特征,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种动物身上,这就是“海乙那”。“海乙那”是“只会吃死肉”的,它象征着那些精神萎靡而又满怀嫉恨情绪,专寻弱者欺负的吃人者。“‘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是有害人之心而又无害人的勇气的表现……;在没有找到害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之前,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是不敢扯下彬彬有礼的假面具的,所以狂人说他们‘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他们‘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而遮掩的方法便是找到害别人的借口,给对方安上一个罪名。由于他们是先有害人之心而后制造人的罪名,所以派人罪名便成了极为随意的事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做文章在遣词用字上耍些把戏,便是‘翻天妙手,与众不同’;在给人派罪名的时候,由于没有固定标准,照例是要讲上一番仁义道德的大道理的,而这大道理也无非是为了给人派上个罪名,所以狂人说‘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一旦对方有了罪名,不论这个罪名成立不成立,迫害他也便成了光明正大的事情,不但自己无过,还可以获得种种美名,‘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但即使这样,有些人还是害怕担负罪责,不敢独立出头直接杀害,总是首先‘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⑦吃人者的这些心理特征,与“海乙那”“只会吃死肉”的本性是一样的。 “狂人”不仅发现了周遭的人吃人、现实社会吃人,而且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发现,这部吃人的历史,“从来如此,没有年代之分”,而且都是在封建礼教“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的掩盖下进行的。这就把戟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礼教,揭穿了封建宗法社会虚伪、凶残的本质。由此,“狂人”对“吃人”现象的认识,已从具象的、实在意义上的吃人延展到了抽象的、比喻意义上的“吃人”——礼教“吃人”。关于礼教“吃人”,鲁迅先生在《灯下漫谈》中曾作过直接明了的表述:“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们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所说的“吃人”,跟“狂人”所说的“吃人”其实是一致的。这表明“狂人”对吃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已经深化到了洞幽烛微、一针见血的境界。
“狂人”之为反封建斗士,单是对吃人者和吃人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是不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狂人”“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进过中学,无疑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他耳闻目睹社会现实中的形形色色暴行和惨象,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感觉特别敏锐。他极力要改变黑暗势力和封建传统观念陈陈相因的社会环境,但黑暗势力加害于他,于是精神极度恐惧,终于发狂。”⑧“狂人”发狂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自身的反封建思想;二是世俗社会对他的围猎和迫害。二十年前,“狂人”曾“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这充分表现了“狂人”对“陈年流水簿子”(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象征)的极度蔑视和勇敢、决绝的反抗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说,称“狂人”为反封建斗士并非过誉。正因为“狂人”具有这种反封建思想,并把它放射出来,所以遭到了世俗社会的围猎和迫害。处在某种文化体系中的世俗社会,对于叛离这种文化体系的人,总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和巨大的排斥力,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会暂时搁下彼此的矛盾冲突,自觉或不自觉地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传统文化的“异类”。所以,无论是“大哥”还是外人,无论是赵贵翁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参与了对“狂人”的围猎和迫害。“狂人”遭到了不堪言状的迫害:外人都像凶神恶煞般对待他;家人“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一样把他关了起来;在听佃户告荒时,他只是“插了一句嘴”,就被别人投以“令人吃惊的目光”;跟别人讲道理时,也得到了“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的不公平待遇;家人与社会沆瀣一气,“布满了罗网”,准备“合伙”吃他,甚至想“逼我自戕”,以免除“祸祟”。在世俗社会的围袭之下,“狂人”感到孤独,感到恐惧,但是,他并不畏缩,而是单枪匹马与整个社会进行对抗。路人对他露出凶恶的神色,他虽然“从头直冷到脚跟”,但他仍说“我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大哥和何先生要给他诊治,他识破了他们的心思,“便放声大笑起来”,以“义勇”和“正气”镇压住了他们;他敢于揭露大哥关于“翻天妙手”、“易子而食”和“割骨疗亲”的罪恶说教,敢于揭穿封建礼教吃人者的虚伪、怯弱、狡猾而又凶残的本性;他敢于否定“从来如此”的封建思想,敢于否定“吃人”的传统文化。因此,“狂人”“是一个真的被迫害者,一个被封建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迫害到了发狂地步的人;是一个亲身受尽了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的束缚、压迫、损害而感到了恐怖的人,是一个在黑暗社会中受着精神苦刑而开始觉醒和反抗的分子”⑨,是一个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 我们说“狂人”是一个反封建斗士,还因为他具有启蒙者的思想特征。在第八节日记里,“狂人”在幻觉中对一个青年人进行启蒙,揭示吃人的社会现实,以冀青年人能认清社会的本质。在第十节日记里,“狂人”对大哥进行劝转,在劝转时,“狂人”从人性进化和社会进化的基点出发,认为“吃人”是野蛮人所做的事,真的人是不吃人的。他劝大哥他们要“从真心改起”,不要再吃人了,“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由此可见,“狂人”追求的是一个没有人吃人、也容不得人吃人的理想社会。这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也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而这,正是一个启蒙者的思想特征。日记末尾,“狂人”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向全社会发出了沉痛的呼吁:“救救孩子!”这是一个启蒙者所具有的社会焦虑和人文关怀,而不是一个疯子所能有的。因此,我认为,即使说“狂人”是一个启蒙者也并不过分。 基于以上所述,我认为,“狂人”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被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反封建斗士.一个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在“精神病患者”和“反封建斗士”这两个层面上,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点。“狂,作为特殊的形态,是在特殊的矛盾中形成的。由于严重的社会迫害而发狂。正道出了狂人的特殊矛盾本质。如果否认了狂人的狂,说他完全是清醒的,‘狂’是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那同样会离开这一形象的实际……正是由于迫害而至发狂的人,勇于讲出吃人的隐情,彻底对‘从来如此’的旧秩序,给以反击,才增强了对‘孔家店’的批判力量。”⑩所以,我们不能否定“狂人”“狂”的特征,同时也不能否认“狂人”作为反封建斗士的特征。如果否定了“狂人”是反封建斗士,就等于否定了《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意义。这是与文本不符的。因此,我们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这样,才能得出对“狂人”形象正确的认识。 注释: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25页 ②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③吴定宇《发聋振聩的第一声呐喊》,见中山大学刊授中心编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6页 ④孙中田《论<狂人日记>》,《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42页 ⑤唐弢语,见新版《鲁迅的故事》第79页 ⑥同④ ⑦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281页 ⑧吴定宇《发聋振聩的第一声呐喊》,见中山大学刊授中心编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5页 ⑨冯雪峰《狂人日记》,《雪峰文集》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⑩孙中田《狂人日记》,《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143页 弃妇的哀吟——李金发《弃妇》内容与形式之浅析文/谢骥 自“五四”以降,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开始渗入中国诗云。其执牛耳者当推戴望舒、李金发、冯至和徐志摩。而四人中,又以李金发的诗风最为奇绝、险晦、沉郁,对象征主义浸淫最深,在思想内涵上也开掘最深。这在他的处女作《弃妇》中便已凸现出来。 《泰坦尼克号》与《南海十三郎》文/谢骥 若有人问我最欣赏哪一部电影,我将答:不是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而是国产片《南海十三郎》。 由《山峡中》论及“边缘人”及其人生哲学文/谢骥 中国的传奇、话本和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性格单一化了的,善与恶泾渭分明、云泥立判。艾芜的《山峡中》,为中国的小说人物画廊添了一笔异彩——“边缘人”。 万绿湖泛感文/谢骥 郁达夫先生在《钓台的春昼》中写道:“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我也有同感。我身居河源,却没有去过早已闻名遐迩的万绿湖。直至那年秋季,我升入一所普通大学,初来时心境很是阑珊。为了散心,便邀了同学和老师到万绿湖去游玩;在一个并不明朗也不阴郁的天气里,起程了。 我曾经读过肖复兴、叶楠等名家描绘万绿湖的文字,以为是溢美的。亲临之后,才知殆非虚言也!它的美,决不是“翡翠”、“琼浆玉液”等词汇所能形容的,亦非瑶池所能比拟的。“层波叠翠”(袁中郎《上方记》),绿得坦荡,绿得深邃,绿得澄明,绿得超脱。当这绿从我的瞳仁渗入躯体时,我觉得周身都被感染了、消融了。我先前以为万绿湖只是一个小湖泊,没想到它竟如此浩淼、渊博,还宽容着无数小岛。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偏狭甚至龌龊! 万绿湖中,有一对孪生姊妹——镜花岭和水月湾。据说这两个名字取自清代李汝珍所著《镜花缘》中的“镜花水月”一词。佛经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词,如《说无垢称经·声闻品》第三:“一切法性皆虚妄见,如梦如焰,所起影象,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同经《观有情品》第七:“菩萨观诸有情,如幻师所幻事,如观水中月,观镜中像,观芭蕉心。”而《文殊师利问菩提经》中言:“发菩提心者,如镜中像,如热时焰,如影如响,如水中月。”前后观点大相径庭。而在我看来,“镜花水月”虽然喻指人生虚幻,但并非一种洞烛人生世相的超然和怡然,其中浸透着几许酸涩和无奈。 站在镜花岭上,俯瞰万绿湖,秀色尽收眼底。远处,薄雾如轻纱般缭绕着万绿群岛,真如神话中的瀛洲仙境一般。近则可观八景:鳄鱼弄波、双龟出海、飞来蟠桃、三潭映绿等。可惜我们来时是正午,看不到“万绿夕照”,也看不到野鹜。我阖上双眸,把自己幻化为一只孤鹜,穿越秋水,飞向那长天极处的绚丽的落霞…… 我们没有去水月湾,而到了奇松岛。岛上所谓的奇松在我看来是平常的。我也不喜欢这种委曲、作态的松树;我欣赏那种傲然挺立、卓尔不凡、毫不媚俗的劲松。奇松岛之行,只是空耗了劳力而已。 航程的终点站是桂山。这里是新丰江森林公园所在地。入山的水路曲径通幽,让人疑是通向武陵源的。桂山脚下的空旷处,遍布着秋千、跷跷板、吊床。我们尽情地、恣肆地玩耍。班主任嗔道:“你们不应来读大学的,而应放到幼稚园去。”她却不知道,我们毕竟是童心未泯的,而且成天受学业和外界纷扰的围袭、窒压,多想寻个时机释放一下、宣泄一下啊!只有此时此地,才可现出我们真性情来。 在班主任的催促下,我们意犹未尽地上了路。沿着林荫道上去,我们看见许多状貌奇特的、被人们赋予了特殊意义的木石,如“把根留住”、“扬鞭跃马”、“绝处逢生”、“夫妻石”等,都深深地摄入了我的记忆中。有一处名曰“生死恋”的景点,藤树相缠,竟至双双枯死。有人赋诗曰:“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真是缱绻缠绵至极。还有一处,峭壁上悬着一帘飞瀑,瀑下几樽木桩。端坐于木桩,沐着阳光与瀑雾,真有几分隐逸之感。此时,俗世的尘嚣都消弭了,心灵也得以荡涤。因时间所囿,我们未向山巅进发,只是爬至山腰,远观郁郁葱葱的林涛,然后就踏着夕岚下山了。 万绿湖虽是人工湖,但宛若一大家闺秀,衣装得体,落落大方;桂山虽是天然山,但有些地方过度的雕琢和粉饰,使之像一张抹妆不匀而又给人抓了几道指痕的玉容,尤其是那些亭台阁榭,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色彩、图案上,都落入窠臼,俗不可耐。而那些未曾领略到的景致,虽为缺憾,但缺憾中是存了幻,含了美的。我宁要幻美的缺憾,也不要实在的遗憾。 以前,我读张岱的《 <夜航船>序》和余秋雨的《夜航船》,很想亲尝“夜航船”之滋味。那夜七时许,我们乘船从桂山出来。船在夜色中穿行,我竟辨不清航向。船上的人大都疲乏,恹恹欲睡了,我却对着漆黑、广漠的夜空出神,且疑心这是迷途。船泊岸后,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我这才知道,“夜航船”的滋味并非如我想象中的一样。 聆听苏家围文/谢骥 “汉室忠臣第,宋朝学士家。”早就听闻过“苏家围”这一藏于深闺却蜚声遐迩的名字,只是一直无缘结识。直至前时,在一个草长莺飞的日子里,我才顺着一条通往那个古朴而又神秘的名字的幽径,拾一路花香鸟语,去追觅那憧憬已久的芳迹。 用“情”铸造的人——记我的舅父谢雄鹰文/谢骥 说到我的舅父谢雄鹰,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是广东省的知名作家、诗人,系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散文诗学会副秘书长,北京燕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作家。现任中共广东省紫金县委副书记。他的名字和事迹,分别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华人物大辞典》等20余部辞书。2001年,他被中外名人评选委员会授予“中国当世怪才”称号;2003年,他又被中华诗词研究会授予“当代中华诗神”称号……所有这些,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罩在他身上的光环。而我则不然。我作为他的外甥,与他有着更多的“零距离”的接触,我所认识的他,是一个最为本真的人,一个“至真至诚的人”,一个用“情”铸造的人。虽然他久经磨难、历尽沧桑,但是,人生之艰难、仕途之跋涉,并没有磨损他的性情。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包蕴着汹涌的激情、温煦的柔情,依然驻扎着永不褪色的亲情、乡情、友情、爱情……他的性情,不仅深藏于内心,还时时流溢于笔端,流溢于举止、言谈,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他的情感内核。 蝶之祭文/谢骥 友人把《囚绿记》还给了我,我把它放到书架上时,蓦地发现书脊中有空隙,便翻开来——书中竟夹着一只死蝶! 牛巷文/谢骥 当得知我被分配回老家任教时,我的身心骤然坠入了冰窖里。在书房里禁闭了自己半天后,甚感抑郁,于是踱出了房门。 8月2日 流萤文/谢骥 每每忆起杜牧《秋夕》中的一句诗:“轻罗小扇扑流萤”时,我的脑中泛起的并不是古代宫女们百无聊赖、唯有以扑捉流萤来消遣漫漫长夜的情境,而是那一道如流星般划过我心之天穹的萤光。 风筝文/谢骥 金风瑟瑟,黄叶萧萧。秋天乘风而来,吹落了枯叶,吹起了风筝。 母爱如歌文/谢骥 母爱如歌,一首名为《妈妈的吻》的歌,一首名叫《懂你》的歌,一首名曰《真的爱你》的歌。 插秧的母亲文/谢骥 母亲用指头扳倒了清明,在农历撕下又一个春耕。 空山文/谢骥 在汗牛充栋的散文集子中,我最推崇的是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每每看到这一书名,我的眼前便会飘浮出这样一帧图景:在一片空寂而清幽的山谷里,灵动的甘雨洋洋洒洒地飘落,一个人伫立在雨中,张开双臂,拥抱着空山,拥抱着灵雨。我想,这是一种怎样澄净、清明而超脱的物我合一之境啊! 我的老师文/谢骥 那年,我刚升上初一,尚是褦襶孩童。开学已两个多星期了,我们的英语依然没有老师任教。大家对英语一窍不通,无法自习,但又渴求知识。学校却似乎漠然处之。我们的心境便如秋意般颓衰。 参观画展随想文/谢骥 某日,到惠州南坛路某家俱店参观宰贤文、梁力文、韩寂清三君的画展。初入展厅,便觉得讶异。画与家俱齐展,显得不类。参观者大都意在家俱,画倒被冷落了。艺术在现代文明面前,显得那么苍白、苍凉。艺术,还是悬挂在象牙塔里,不是摆设在这家俱店里。悲耶?酸耶? 游记三则文/谢骥 (一)游东坡纪念馆 8月1日 念奴娇·情人节感怀文/谢骥
金风玉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