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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吸烟与爱情文/谢骥
一 吸烟与爱情一样，都是在“吻火”。 二 吸烟时，吸过的一节总会化成灰烬，或是化作一段轻烟飘逝。爱情也是如此。 三 一支烟，总有吸完的时候；一段爱情，总有结束的时候。但世间总会有人吸烟，总会有人品尝爱情。 四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烟蒂，遭受被丢弃的命运。 五 不会吸烟的人，肯定会被烟雾所呛；不懂爱情的人，肯定会被爱情所伤。 六 人一旦吸烟上了瘾，便很难戒掉；人一旦沉迷于爱情，便很难清醒。所以，人最好不要吸烟成瘾，最好不要沉迷于爱情。 七 烟里含有少量的尼古丁，爱情里却含有大量的海洛因；吸烟有害健康，爱情也有害健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八 烟有高价和廉价之分，爱情也是如此；烟是商品，爱情也可以成为商品。 九 一个烟盒里可以装20支烟，一个人身上也可能装有20份爱情。 十 烟是人制造出来的，爱情也是人制造出来的。 中国的“帽子”文/谢骥
泱泱中华，无奇不有。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帽子”了。 中国的帽子源远流长，也许无从考究其来龙去脉。大概也应归于“国粹”之列了罢。 帽子有贵贱之分。它象征着地位、财富之别。皇帝戴黄冠以扬威，达官戴乌纱帽以显贵，富豪戴华冠以装饰，庶民戴草帽以防晒。前三者的帽子是用以包装油头粉脸的。他们不事稼穑，却饱食终日，冠冕堂皇。人们对这些帽子是梦寐以求、趋之若鹜的。殊不知，戴这些帽子的人，很多是衣冠禽兽。与这些帽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保护蓬头垢面的草帽。它是处于高压之下的，不得不敝帚自珍。但它也会“想入非非”，觊觎飞黄腾达。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互相转化，草帽可变成乌纱帽，“扶犁黑手翻执笏”；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只要龙颜一怒，达官也会被贬为庶民，乌纱帽变草帽，“食肉朱唇却吃齑”；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阶级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草民也会“怒发冲冠”，聚啸山林，揭竿而起，到了这时，皇帝不但可能保不住黄冠，恐怕连草帽都不可得了。起义的首领抢到黄冠后，便面南而坐，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然而这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依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帽，历史依然金字塔林立，黄冠、乌纱帽、华冠、草帽依然界限分明。 国人不仅自己喜欢戴帽子，更热衷于给别人戴帽子。 给别人戴的帽子有高帽、尖帽、绿帽等品型。 国人给别人戴高帽的技术可说是“祖传秘方”，高超得近乎不可思议。据传，一位初仕的官员要到外地去赴任，临行前他的恩师训导他说：“不要听信馋言，不要被廉价的吹捧灌昏了头脑，不要败坏了为师的清名。”官员俯首贴耳道：“有恩师您的教导，学生定能为官清廉，为您添光加彩的。”他的恩师听了，其实心里甜滋滋的，却不喜形于色，依然正襟危坐道：“这样老夫就放心了。”官员暗笑：“我预备了一百顶高帽，现在已送了一顶了。”瞧，他们配合得何等天衣无缝！我不仅佩服官员送高帽之无形，更佩服他的恩师纳高帽之无形。在当今的政界与文坛，更将吹捧之风发扬光大。你说我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我说你德高望重、功盖日月；你说我才华横溢、文采斐然；我说你博大精深、大家风范。如此“礼尚往来”，便飘飘然忘乎所以了。归根结底，这是人们的虚荣心在作怪，明知道别人给自己戴的是纸糊的高帽，嘴里说着“不用客气”，却伸出手接过，堂而皇之地戴上。 国人还喜欢制造尖帽、给别人扣上尖帽，而且是“无师自通”的。前人有四大发明，而某些后人制造的尖帽与之不分颉颃。文革时期，即使是侏儒，也可给巨人扣上尖帽。“牛鬼蛇神”、“九头蛇”、“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尖帽铺天盖地，色彩斑斓，令人叹为观止。我不禁惊悸：在那个文盲如沙的社会，居然能创造出那么多富有想像意的新名词为尖帽起名，可见国人之天赋、传统文化之根深蒂固！这些文化的尖帽，曾使多少文化骄子屈辱而生、含冤而死？更可悲的是，今人仍不能引以为诫。在当代的文艺评论界，有的“学术权威”倚老卖老，骄横跋扈，动不动就给后起之秀扣上“唯心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义”、“过激主义”等骇人听闻的尖帽，并不是正确地加以引导，而是一棒子打死，“深恶而痛绝之”。这不仅不近人情，而且是与“双百方针”背道而驰的。 国人向来有喜欢乱嚼舌头根的“优良传统”，给别人戴绿帽根本是“小菜一碟”。你看不惯哪一个人，可以到处散播流言蜚语，在男女问题上大做文章，把他（她）搞得臭名昭著；你若妒嫉哪对夫妻如胶似漆、相濡以沫，可给其中一人扣上一顶绿帽，言其在外偷摘野花或“红杏出墙”云云，以挑拔离间；你若自己行为不轨，被人发现了，可立刻先下手为强，先把他（她）推下水，把绿帽栽到他（她）头上，让他（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些都是国人给别人戴绿帽的惯用伎俩。 别人给自己戴上高帽，便如坐春风，如乘浮云，轻飘飘的，软酥酥的，但难保有一天，高帽被压个稀巴烂，或是被人击得千疮百孔，你便从云端里坠下，摔得粉身碎骨。若别人给自己扣上尖帽或绿帽，便如坠愁云惨雾之中了。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你经得住苦难的折磨，却未必抵挡得住飞短流长的攻击，因为，人言可畏啊！而那些专门给别人扣尖帽、戴绿帽的人，也应该多设身处地为受害者想一想，要不然，终有一天会自食其果，咎由自取，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世人、历史所唾弃。 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啊，你何时才能摒弃形形色色的“帽子”，实现真正的平等、友爱与和睦呢？ 重论《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农村”之增写 文/谢骥
杨沫的《青春之歌》，可列为十七年小说的扛鼎之作而毫无愧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更是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笔重彩。小说通过对林道静这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路历程和心路历程的描写，展现了一个“水深波浪阔”的时代，并对这一特定时代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和思想指向作了一番探幽和昭示。小说初版后，立刻激起了千层涟漪，臧否不一。郭开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发表题为《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的文章，首先对《青春之歌》发起了戟刺。他认为，作品“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结合”，“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后她也还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火药味十足的、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式的批评，无异于一通乱棒。但作者还是听取了这种批评，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并于1960年3月再版。对于此次修改，读书界和评论界众说纷纭，而作者认为修改是“必要的”。在此，笔者仅就“林道静在农村”之增写管窥锥指一下，以就教于方家。 林道静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而她的生母却是被迫害致死的劳动妇女。生母惨死之后，她深受继母虐待，形成了乖僻、孤独、执拗、倔强、叛逆的性格。当继母想把她当作摇钱树逼嫁给官僚做姨太太时，她毅然离家出走，决绝地与旧家庭、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但黑暗势力如魑魅般围袭她，终于使她陷入绝望的渊海中，竟企图投海自尽。这种绝望，既是对个体生命的绝望，也是对客体世界的绝望——包括对自己所属阶级的绝望。当她陷入绝望的渊海中时，她也在思想上脱离了自己所属阶级的渊海。这种绝望，并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会产生，相信有类似遭际的人——无论他（她）出身于何种阶级，都会萌生这种绝望。林道静自沉未遂，具有“骑士兼诗人”气质的余永泽救了她，她接受了他的爱情。而在同余永泽相爱的过程中，林道静逐渐发现曾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的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的个人主义者。这使她陷入了失望之中。在接触了共产党员卢嘉川，参加了游行集会之后，她更感到与余永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在几番踟蹰之后，她终于与余永泽分道扬镳。这是她的思想和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自此，她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中超离出来。她对“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的“爱”，亦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独有，而是人的本性使然。若在此盖上阶级烙印，只会贻笑于人。林道静踏上革命征程后，充满了幻想和狂热，甚至掺着些“个人英雄主义”。这也并非“小资产阶级”所独有，而是热血青年的共性和特质，也是其思想上不成熟、不稳重的表现，不必提到“阶级”的层面上来。其实，林道静同官僚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决裂后，就已在行与知上投入了无产阶级阵营，只是其成熟尚需假以时日。经过卢嘉川、江华、林红等人的批评教育和血的教训，她逐渐提高了觉悟，克服自身弱点，把自己陶铸成一个成熟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至于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还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客观上也还没有充分的条件。“林道静在农村”之事，与史实不符。为了塑造林道静这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硬要扭曲历史，未免失当。再者，是不是无产阶级战士就一定要在农村中熔铸出来呢？我想未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明证。即使林道静不到农村去锻炼，她仍不失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而不是郭开所说的“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这种意义上说，洋洋七章的“林道静在农村”之增写，未免有画蛇添足、矫揉造作之嫌。 定义思想者文/谢骥
一 思想者就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而不惜与所有庸众为敌的人。 二 思想者如乔木，特立、清高；盲从者如灌木，丛生、卑贱。 三 每一个思想者，都是“生活在别处”的人。他们或是被放逐于群体之外，或是自己弃绝社会，远离群体。总之，他们是精神的“异邦人”。 四 “天机不可泄露”。然而，每一个思想者，都是泄露“天机”的人。 五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思想者不怕上帝发笑，他的思考，终极目的是让上帝不能发笑。 六 思想者是一个清醒的梦呓者。 七 思想者的路：思想者没有后路，只有前路；思想者还没走到前路时，他已经把道路挖得坑坑洼洼了。 八 思想者的知与行：明知可为而不为，明知不可为而为。 九 诸葛亮不是思想家，但他有一点是和思想家相似的：明知阿斗之不可扶（思想者是明知世道之不可匡），却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 思想者既是现实派，也是荒诞派；既是积极主义者，也是消极主义者；既是乐观主义者，也是悲观主义者；既能出世又能入世；既能大破又能大立。 十一 思想者既是极夜世界中人，也是极昼世界中人。昼与夜，于他都是一样的。 十二 在幼稚的人看来，思想者是最幼稚的。 十三 在“正常人”看来，思想者是“不正常”的。但思想者却用他的“不正常”，发现了世俗的“不正常”。 十四 识时务而不合时宜者，可为思想者；识时务又合时宜者，可为政治家；不识时务又不合时宜者，只能做疯子。 8月4日 《道德经》批判文/谢骥
一 《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 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开篇第一章，老子便把“道”说成是一个“玄之又玄”的东西，令人如坠五里雾中。在这种故弄玄虚之中，我们走入了老子的彀中，走入了迷宫中。 二 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美丑、善恶是对立存在的。老子认为，要消除美丑、善恶，就必须不对它们加以区分。但问题是，如果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话，人心岂非一片混沌？智慧岂非无从谈起？ 三 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的社会理想，是要统治者把人民教化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以利于统治。这实在是“愚民”思想之滥觞。 四 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在这里，老子提倡的是一种消磨锋锐、与世沉浮、“和光同尘”的处世思想。这一思想，贯彻得最好的当属魏晋的王戎以及清代的和王申，但他们却为世人所不齿。 五 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老子认为，对于万物、百姓，不能存仁爱之心，应像对待“刍狗”（用草扎成的狗，古代专用于祭祀，祭祀宗毕，就把它扔掉或烧掉）一样，轻贱他们，任其自生自灭。如果真的如此治理国家的话，我想必会天下大乱。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民犹水也，既可载舟亦可覆舟。”百姓是不容轻视、践踏的，轻贱人民者必会被人民所覆灭。 六 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外其身”也就是遇事置之度外，保全自己。这样的人，也能叫“无私”？也能叫“圣人”？ 七 第十二章：“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此而取此。” 照老子的说法，使人民都变成瞎子、呆子、傻子，使社会物质极度匮乏，只须填饱人的肚子，这样的统治才叫“圣人之治”。什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与“圣人之治”背道而驰。 八 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为一。其上不白敫，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读老子之高论，方知那些对满目疮痍视而不见、对民生疾苦充耳不闻的人，那些城府深不可测、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才是真正达到了“道”之至高境界的人。 九 第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眇玄达，深不可志。夫唯不可志，故强之为容。曰：与呵！其若冬之涉水。猷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冰泽。沌呵！其若朴。氵春呵！其若浊。旷呵！其若谷。 读此则，方知古之善于实行“道”的人，原来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畏首畏尾的人、谨小慎微的人、混沌无知的人。 十 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让臣民诋辱的君主，是无能的君主；只能令百姓畏惧而非敬服的君主，是残暴的君主；让人民赞颂的君主，是所谓的“明君”。这些君主，都不是老子理想中的“圣君”。老子理想中的“圣君”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无所用心，无动于衷，无声无息，无足轻重，正因为什么都无，所以亦无懈可击、无可非议、无可置疑。而“无”，正是“道”的最高境界。 十一 第十八章：“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 在这里，老子批判了那个“大道既废”的病态社会，这固然是对的；他也批判了儒家“仁义忠孝”的思想，但未免失之偏激，因为“仁义忠孝”在特定的社会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他甚至全盘否定了“智慧”，认为“智慧”是产生诈伪的根源，这似乎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意味，因为《老子》就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里面也有很多内容是教人诈伪的。如第三十六章：“将欲拾之，必古张之；将欲弱之，必古强之；将欲去之，必古与之；将欲夺之，必古予之。”也就是说：要想收缩它，就必须扩张它；要想削弱它，就必须故意增强它；要想除掉它，就必须交好它；要想夺取它，就必须给予它。这不是教人使诈是什么？ 十二 第十九章：“绝圣弃知，而民利百倍。绝仁弃义，而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老子认为，聪明和智慧是要不得的，仁义和道德也是要不得的，技艺和珍奇更是要不得的，只有抛弃它们，人才能回到最本真的状态，才能获益百倍，才能消弭盗行，才能摒弃虚伪。但老子提倡的这种状态，是原始社会状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停留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算了，何必推动社会的发展呢？ 十二 第二十三章：“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古之所谓曲全者，几语才！诚全归之。” 看到老子这句话，我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会出产那么多委曲求全的人、那么多摧眉折腰的人、那么多低三下四的人、那么多抱残守缺的人了，原来，这都是老子的“教化之功”啊！ 十三 第二十四章：“希言自然。”“希言”的意思就是少说话，这里的含义是不施加政教法令。全句的意思是：少施加政教法令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按老子的观点，制度愈不完善、法律愈不健全的社会，就愈合乎自然规律。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似乎要退化成猴子才更符合“自然规律”，因为猴子是无须政教法令的。 关于堂·吉诃德的断想文/谢骥
一 对于堂·吉诃德，我不想臧否什么；我对他，只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 二 堂·吉诃德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他生活在理想的真空里。现实于他，只是污浊的的秽气。他想用理想的真空，去涤清现实的秽气，——但这是不可能的。 三 亚里斯多德说，悲剧主人公“之所以会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堂·吉诃德怀瑾握瑜，“行董道而不豫”（屈原《涉江》），却动辄得咎，还像乔治·奥尼尔笔下那只闯入人群的猿一样，受到嘲弄和戏谑，甚至遭到他解救过的牧童安德瑞斯的谩骂和诅咒。他的善心，却结出了恶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歌德语），他把理想与现实等同起来，他以主观之心愿度客观之事物。他“误以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经济形态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语）。 四 王朝云尝说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见《东坡诗话》），而堂·吉诃德不仅满脑子的不合时宜，而且简直不识时务。 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里面说，人可不合时宜，但不可不识时务。识时务而不合时宜者，可为思想者；识时务又合时宜者，可为政治家；不合时宜又不识时务者，只能被人视为疯子。堂·吉诃德若只怀抱自己的理想，而不执着锈迹斑斑的“骑士精神”之矛去“行侠仗义”的话，他仍不失为一位思想者。可惜，他不知“道之不行”，不知其不可为而为，所以，他成了一个“疯子”。 五 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而堂·吉诃德是“冲”入这个世界的。无论是对风车、羊群，还是对世俗、社会，他都采取了“冲”的方式。虽然他一次次马失前蹄，或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那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殉道精神，却在他“冲”的姿态中挥洒到了极致。因此，比起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一个消极的叛逆者形象）来，堂·吉诃德更令我们叹服。 六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老渔夫圣地亚哥好容易才捕到一条马林鱼，却招来了鲨鱼群的围猎。圣地亚哥老人是幸运的，毕竟，他守护住了马林鱼的骨架——虽然马林鱼的肉体被鲨鱼抢噬了。而堂·吉诃德呢？ 七 由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我想起了西绪弗斯神话。西绪弗斯每天周而复始地把石头从山下推到山上，永无休止地受难。但他是幸运的，毕竟，他没有被石头碾得粉碎。而堂·吉诃德呢？ 八 堂·吉诃德被关进木笼，体现了现实世界的限囿性和荒谬性。世俗是一群围袭、吞噬人的理想的鲨鱼。而“理想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现实的匮乏和不足的否定”，理想对现实的否定愈烈，悲观也就愈烈。堂·吉诃德经过三次出游，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创之后，终于由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嬗变为一个绝对的虚无主义者。他的恢复原名，与其说是清醒，不如说是理想的幻灭。 九 詹姆斯说，“理想是活的可能”。所以，丧失了理想的堂·吉诃德，倒地“死”了。 十 十二世纪的法国西部，流行着一首骑士恋歌——《虚无之歌》，其辞曰：“我有一位贵妇，她是谁，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她，但仍崇拜如狂。” 堂·吉诃德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也像歌中的贵妇一样，是臆想的、虚拟的，他的理想，亦复如是。既从虚无中来，必归虚无中去。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错误·悲剧文/谢骥
我们阅读古希腊悲剧，阅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会诧异地发现，像哈姆莱特、堂·吉诃德这些人，不仅不是十恶不赦、必遭天谴的坏蛋，而且都是闪现着人性、人文光辉的善者，但他们为什么会被命运捉弄、陷入悲剧的苦海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但如果我们听说过亚里斯多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疑团也许就会释解了。亚里斯多德说：悲剧主人公“之所以会陷于厄运，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譬如堂·吉诃德，他“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歌德语)，他把理想与现实等同起来，他以主观之心愿度客观之事物，他“误以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经济形态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悲剧，皆源于错误。这种错误，有可能是客观事物所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主观意愿所造成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不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小说塑造了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探索贵族列文的形象，并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但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宁娜却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人物。在小说中，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素养的贵族女子，她典雅、端丽、聪慧、质朴，感情深挚，风度从容，心地善良，对不幸的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受了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和友爱之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蕙质兰心的人中奇葩，却陷入了悲剧的泥沼中，最终卧轨自杀，落得个兰摧玉折的下场。这是什么缘故呢?考察其悲剧产生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也可以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进行诠释：因为安娜犯了错误，或是遭遇了错误。 错误之一：与卡列宁的错误结合 安娜还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女、尚不知人生与爱情为何物之时，就奉姑妈之命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官僚政客卡列宁。这桩不幸的婚姻是安娜悲剧人生的滥觞，也是其悲剧的基因。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卡列宁都是无法与安娜相匹配的：“安娜犹如一首美好的抒情诗，而卡列宁好像一段不通顺的公文；她热情纯洁，他冷酷虚伪；她仪表端庄，风采迷人，他其貌不扬，令人作呕；她学识渊博，情操高尚，他目光短浅，庸俗自私；她生气勃勃，追求自由，他死气沉沉，思想僵化。”①在安娜眼中，卡列宁根本就是一个不懂生活不懂爱情的生活机器。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装饰品。安娜曾苦诉道，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敲门砖罢了”。在安娜心目中，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像鱼在水里游泳一样”。卡列宁这种冷漠、刻板、虚伪、热衷名利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安娜痛感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这一个爱情荒漠般的家庭，从结合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重重危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凸显。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伏伦斯基一出现，这种危机便如熔岩般喷发出来，熔灭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熔灭了安娜那颗枯寂的心，一幕由错误导演的悲剧慢慢地进入了高潮。 错误之二：对生活(爱情)的期望值太高 吉娣觉得，“安娜心里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那是她无法捉摸的。”这是一个虚无飘缈的世界，一个永无定性的世界，不但吉娣无法捉摸，我想所有的人都无法捉摸，连安娜自己也无法捉摸。它只属于无尽的彼岸，却永不能抵达它；它只属于内心，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它的立足点。然而，安娜却错误地认为，它是可以寻到的，它是存于现实中的。因此，她不满足于锦衣玉食但却枯燥无味的生活，总想逃离它，寻找梦想的伊甸园。当她结识了伏伦斯基之后，她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她以为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构筑梦想的伊甸园，可以永逸地栖息。所以，她用自己的眼神、用自己的魅力摄取了伏伦斯基的心。她把自己全部的梦想和渴望都投注到伏伦斯基身上。她为了自己内心虚无飘缈的世界，摈弃了一切外部世界。她在投注全部感情的同时，也要求索取伏伦斯基全部的感情，而且永不满足地索取。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我要求他也更多地为我献身”，“我在感情上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私”，“他说我无缘无故吃醋，我自己也说我无缘无故吃醋，但这绝不是吃醋，而是感到不满足。”安娜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她总是以为，伏伦斯基没有给予她所需要的足够的爱，总是吃醋。事实上，伏伦斯基并没有辜负她，是她的神经质、她的永不满足的心、她的自私挫伤了两人的感情。她认为，“他是造成她不幸的主要原因”，殊不知，是她自己，总以理想来度现实，总是沉湎于梦想的伊甸园中，而不会珍惜现有的感情，永不满足，从而疏离了她跟伏伦斯基的关系。她跟伏伦斯基分道扬镳后，使她内心的伊甸园轰然倒坍。她想寻找爱的天堂，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地狱。 错误之三：错误的自我估计、软弱性和依赖性 在舞会上，吉娣看见安娜脸上“现出她自己常常出现的由于成功而兴奋的神色”，“她看出安娜因为人家对她倾倒而陶醉”。安娜的美貌，征服了舞会上的许多人，更重要的是征服了伏伦斯基。但征服了男人并不等于征服了世界，更不意味着具备了与社会抗衡的能力。而除了美貌之外，我看不出安娜还有什么可自负的。可她偏偏是个自视甚高的女人。她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不应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中，而应该追求更高的生存状态。她以为，凭着自己的勇气，就可以冲破家庭、社会的樊篱，可以不受一切限囿，可以和伏伦斯基过逍遥游般的生活。然而，她错了，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她只是一个贵妇人，只是一个弱女子，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蚍蜉。她有向社会道德挑战的勇气，却没有同社会持久对抗的力量，更没有与社会决裂的果敢。她不能超离于社会之外，她有太多的在意、太多的顾忌、太多的恐惧。书中曾多次触及她的恐惧心理，如她在火车上，发现了尾随而来的伏伦斯基，伏伦斯基盯着她的眼睛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这正是安娜内心所渴望而理智又害怕的。”又如伏伦斯基赛马受伤，安娜失声惊叫，卡列宁指责她“失态”，她便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恐惧”。再如，安娜向丈夫摊牌后，“觉得很畅快，可第二天醒来，又觉得这太可怕了”。她怕被人嘲笑、被人鄙视，害怕被放逐于群体、社会之外。由此可见，她是一个极为软弱的女人、一个独立性极差的女人、一个依赖性极强的女人。她的依赖性还表现在她对爱情的态度上。她在卡列宁身上，得不到她所渴望的爱情，当她遇到伏伦斯基时，就急切地把所有的爱都附到了伏伦斯基身上。她曾对伏伦斯基说：“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我的一切都变了。现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爱情的奴隶，是她所爱的人的附属品。她总是害怕失去爱，失去她所爱的人，她对爱情的依赖，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伏伦斯基一旦不如她意，她就认为伏伦斯基不爱她了，就对他产生了仇恨心理，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仇恨心理，就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她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她的软弱性和依赖性，贯穿了她的整个心理历程，并最终把她推向死亡的深渊。 错误之四：在错误的社会里做了一件错误的事 “安娜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正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在混乱中崩溃，资本主义在混乱中稳定下来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道德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摆脱封建主义枷锁，成了人们普遍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从反动腐朽的囚笼中，从陈腐势力垂死挣扎中解放出来。，那是难于上青天的。”②安娜并不了解这种社会情境。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贵族们过着荒淫而又虚伪的生活。对于许多贵族妇女而言，都是过着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二重生活，过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偷情生活，并认为那是崇高的合法行为。恩格斯分析《人间喜剧》的形象时指出：“在贵妇人的生活里，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贞，在上流社会本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一场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但问题是，他们只允许“单纯地甚至快活地”过这种双重甚至多重的“爱情”生活，允许夫妻之间的互相欺骗，而不允许人们怀疑、否定这种生活的可耻、虚伪，更不允许认真、严肃地对待爱情，不允许光明正大地背叛丈夫。所以，当安娜提出与卡列宁离婚，公开自己与情人的关系，并和伏伦斯基同居时，立刻招来了世俗社会的飞短流长的攻击。贵妇人们“对追求真正爱情和纯洁生活的安娜冷若冰霜，骂她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人’，甚至在公开场合轻视她，蔑视她，好像是要把她们准备好了所有的泥团，一下子全抛到安娜身上，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似的”。③安娜的行为，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围袭和窒压：“以卡列宁为首的政界集团，用法律、责任、拒绝离婚和不准她与儿子见面等伪善的观念、冷酷的措施，来压抑窒息安娜的身心和爱情生活；以莉吉亚·伊凡诺夫娜为中心的由那些年老色衰、慈善、虔诚贵妇们和那些聪明、博学、野心男人们所组成的神圣集团，又用宗教的名义夺走安娜的儿子，用降神术否定她的离婚要求；以培脱西为代表的年轻贵族集团，则关闭了对安娜所有的社交大门”。④安娜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红杏出墙”，而是因为她不熟谙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规范，而且背弃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哲学。她生于这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社会，做了一件错误的傻事。这是她悲剧的根源。 错误之五：敌对意识和缺乏内省意识 吉娣觉察到，安娜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像魔鬼般媚人的东西”。我觉得应把这句话拆分开来：安娜具有媚人的外表和魔鬼般的性格。她的魔性主要表现在她对世俗的敌对意识上。她厌恶平庸的世俗生活，厌恶毫无情趣的丈夫。认识了伏伦斯基后，更觉得丈夫面目可憎。卡列宁对她的不贞采取了妥协和忍让的态度，只想维持现状，但对安娜冷淡了些。安娜却“不因自己的过失而稍微原谅卡列宁的冷漠无情”。卡列宁的退让反而助长了她对卡列宁的敌对意识，使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伏伦斯基的怀抱中。安娜的行为，触动了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遭到了世俗舆论的非议。她为了自己不可遏止的欲望，背弃了整个世俗社会，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竟想以一靡弱之躯与社会对抗。后来，“安娜与伏伦斯基经常吵架，安娜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诱使他们彼此敌对的恶魔”。她却不知道，这恶魔就是她自己永不满足的心。她怀疑伏伦斯基“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她认为“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其实伏伦斯基并没有仇恨她，只是她自己仇恨伏伦斯基没有给她“所渴望的爱情”而已。她对伏伦斯基产生了仇恨心理后，走向了最阴暗的角落。她仇视一切：“这些街道我全不认识了，还有一座座小山，到处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数不清的人，个个都是冤家”；她诅咒—切：“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甚至于在车站看到一对夫妇，她也觉得讨厌，认为他们“装腔作势，彼此厌恶，彼此憎恨，像一对丑恶的可怜虫”。她的心灵，已经被仇恨扭曲得变了形，几近变态了。她成了一个仇恨狂。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社会围攻，为什么会在仇恨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她太缺乏自省意识，一直都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直至火车辗过的一刹那，她才闪现出一丝自省的微光：“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但为时已晚，火车从她身上辗过，把一切仇恨都辗得粉碎…… 安娜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她的悲剧，是由一个个错误演化而成的。这些错误，既有外界所制造的(如安娜的错嫁和错误的世俗观念)，也有安娜自身所潜藏的。这些错误，使得安娜的悲剧成为一种必然。小说发表后，有人写信给托尔斯泰，抱怨他让安娜死在火车轮下，未免太残酷了。托尔斯泰回答说：“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这就是说，作家描写安娜的悲剧命运，体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参考资料： ①《外国文学史》，韩漱洁、刘劲予主编，三环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12页 ②同上，第312页 ③同上，第313、314页 ④同上，第313页 “狂人”形象思辨 文/谢骥
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会横空出现几个“狂人”，如楚狂接舆、东汉的赵壹、三国的祢衡、魏晋的嵇康、明代的徐文长、李贽，还有当代的李敖等等。他们或狂放(如嵇康)，或狂妄(如李敖)、或佯狂(如接舆)，或真狂(如徐渭)，但总而言之，他们都是被世俗社会目为“狂人”的人，都是游离于“众数”之外的“异类”。这些“狂人”，都是曾经存现或现在尚存的真人，而作为文学形象的“狂人”，则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的发明。
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首次提出了“吃人的礼教”这一命题．给封建礼教以猛烈的戟刺。因了“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①，它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自小说发表以来，便引发了无数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狂人”的形象问题。关于“狂人”形象，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三种观点： l、“狂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不是一个反封建战士。鲁迅只是借他的口向传统文化宣战。 2、“狂人”是一个反封建战士，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3、“狂人”是一个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反封建战士。② 愚以为，在以上三种观点中，第一种失之偏颇，第二种有其合理之处，第三种则是可取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狂人”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在“小识”中已交待明白。“小识”中写明，“余”偶闻“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患一大病”，访晤时其兄“言病者其弟也”，“然已早愈”。这里通过其兄之口证明“狂人”确实患过病，但已治愈。其兄“出示日记二册”，“余”“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是“余”从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日月”而得出来的结论。另外，“狂人”病愈后自题书名为《狂人日记》，说明““狂人”自己也承认自己曾经患过精神病。由此可见，“狂人”确系精神病患者无疑。 “狂人”之为精神病患者，还可以从十三节日记里“狂人”的心理状态、言谈举止中窥见一斑。日记里多次写到“狂人”的疑惧心理：赵家的狗看他两眼，他便怕了起来；赵贵翁的眼色、路人的议论，他也疑是要陷害自己的；街上的女人打骂她儿子，眼睛看着他，他便“吃了一惊”；听说“狼子村”的人打死“大恶人”，吃了“大恶人”的心肝，他也害怕得“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他看到碗中的蒸鱼翻着白眼，张着嘴，他也害怕，甚至于“吃了几筷”，“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医生来给他诊治，他却疑心医生“是刽子手扮的，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脊，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医生嘱他静养，他却认为医生让他养肥了，好让他们“多吃”……这种疑惧的心理状态，正是“迫害狂”患者最显著的病理特征。 “狂人”不仅心理状态狂，其言谈举止也表现出“狂”的特质，“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如第一节日记：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这一段文字，杂乱无章，跳跃性大，教人摸不着头脑。用正常的思维来想，一个人决不可能三十年都不见月光，更不可能一见月光就恍然大悟“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狂人”一见到月光，顿觉“精神分外爽快”，但突然间又觉得“须十分小心”，因为赵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于是他害怕起来，且认为自己“怕得有理”。被狗看两眼有什么好怕的，而且还“怕得有理”?这显然是狂人的语言和狂人的联想。“狂人”这种“奇特的思维方法和怪诞的行动，都脱离了常态，完全符合迫害狂患者荒谬的思维逻辑。”③ 又如第十节日记：“狂人”给大哥做劝转工作时，“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了一大通离奇、怪异而又杂乱的话，譬如“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这句话，易牙是春秋时齐国人，与夏桀、商纣不是同时代人，易牙蒸子献给齐桓公，而不是献给桀纣。这是“从前”的事情，而不是“一直从前的”事情。这些谬误，显然是“狂人”思维“错杂”所致。这也是“狂人”作为精神病患者的一种外现。 综上所述，“狂人”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也就是鲁迅说的“迫害狂”。但是，“狂人”“并不完完全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狂人”。如果“狂人”仅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小说也就成了一份病理报告，也就失去了其反封建的思想意义。“狂人的形象在疑惧、荒唐之中，醒而且真；他的思路错杂而有端绪；怪异中闪现着深切的真知。”④“狂人说的是疯话，是神经错乱下的胡言乱语；而这些胡言乱语又大都包含着生活的真理，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给人们以印象深刻的启发，使许多人恍然大悟。”⑤“他从自身的被迫害，联想到现实中的吃人，延展到千年古久社会的历史；从‘仁义道德’的满纸教义，到吃人的本质的揭露；从‘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的假象，到‘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狸狐的狡猾’的概括，一切都在‘荒唐’中揭示着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本质，显现出足以‘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深刻思想。由此可见，透过狂人的‘荒唐’、‘错杂’的思想折光，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勇敢的叛逆者，开始觉醒起来充满了反对‘孔家店’精神的猛士的形象。”⑥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和诘问：“小识”中明明写道，病愈后的“狂人”，已“赴某地候补”，怎么能称之为反封建斗士呢?对此，笔者认为，病愈后的“狂人”，确实蜕变了、堕落了，已经不能冠以“反封建斗士”之名了，但我们应该看到，病愈后的“狂人”，就不再是“狂人”了，而我们讨论的是“狂人”的形象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紧扣发狂时的“狂人”的思想来进行分析，而不应节外生枝。要探究“狂人”的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他的十三节日记。就十三节日记所凸现的“狂人”形象而言，我觉得可以这样为他定位：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 我之所以说“狂人”是一位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主要有如下三点依据： 第一，“狂人”对吃人者和吃人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狂人”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认识，是从具象的吃人、实在意义上的吃人开始的。他在街上听到一个女人打骂孩子时说：“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在家里听到狼子村的佃户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了吃。”他从这些话语中得知外界的人“吃人”这一现象。他还从别人凶恶的眼神中搜索到了别人也想吃他的讯息。接着，他发现本家的人也吃人，譬如大哥，“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他想起妹子死时，“母亲哭个不停，大哥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大哥也和外人一样，视他为“疯子”，也想吃他……既然外界的人吃人，本家的人也吃人，那么整个社会都在吃人。其中包括赵贵翁、“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等等，这些人中，既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既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一样的脸色、一样的眼光、一样的思想，他们组成了庞大的吃人群体。另外，“狂人”还从大哥教他“做论”颠倒“好人”“恶人”，以及吃人者的种种心态中，研究出了吃人者的本质特征——“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狸狐的狡猾”。这种精神特征，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种动物身上，这就是“海乙那”。“海乙那”是“只会吃死肉”的，它象征着那些精神萎靡而又满怀嫉恨情绪，专寻弱者欺负的吃人者。“‘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是有害人之心而又无害人的勇气的表现……；在没有找到害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之前，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是不敢扯下彬彬有礼的假面具的，所以狂人说他们‘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他们‘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而遮掩的方法便是找到害别人的借口，给对方安上一个罪名。由于他们是先有害人之心而后制造人的罪名，所以派人罪名便成了极为随意的事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做文章在遣词用字上耍些把戏，便是‘翻天妙手，与众不同’；在给人派罪名的时候，由于没有固定标准，照例是要讲上一番仁义道德的大道理的，而这大道理也无非是为了给人派上个罪名，所以狂人说‘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一旦对方有了罪名，不论这个罪名成立不成立，迫害他也便成了光明正大的事情，不但自己无过，还可以获得种种美名，‘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但即使这样，有些人还是害怕担负罪责，不敢独立出头直接杀害，总是首先‘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⑦吃人者的这些心理特征，与“海乙那”“只会吃死肉”的本性是一样的。 “狂人”不仅发现了周遭的人吃人、现实社会吃人，而且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发现，这部吃人的历史，“从来如此，没有年代之分”，而且都是在封建礼教“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的掩盖下进行的。这就把戟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礼教，揭穿了封建宗法社会虚伪、凶残的本质。由此，“狂人”对“吃人”现象的认识，已从具象的、实在意义上的吃人延展到了抽象的、比喻意义上的“吃人”——礼教“吃人”。关于礼教“吃人”，鲁迅先生在《灯下漫谈》中曾作过直接明了的表述：“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们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所说的“吃人”，跟“狂人”所说的“吃人”其实是一致的。这表明“狂人”对吃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已经深化到了洞幽烛微、一针见血的境界。
“狂人”之为反封建斗士，单是对吃人者和吃人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是不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狂人”“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进过中学，无疑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他耳闻目睹社会现实中的形形色色暴行和惨象，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感觉特别敏锐。他极力要改变黑暗势力和封建传统观念陈陈相因的社会环境，但黑暗势力加害于他，于是精神极度恐惧，终于发狂。”⑧“狂人”发狂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自身的反封建思想；二是世俗社会对他的围猎和迫害。二十年前，“狂人”曾“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这充分表现了“狂人”对“陈年流水簿子”(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象征)的极度蔑视和勇敢、决绝的反抗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说，称“狂人”为反封建斗士并非过誉。正因为“狂人”具有这种反封建思想，并把它放射出来，所以遭到了世俗社会的围猎和迫害。处在某种文化体系中的世俗社会，对于叛离这种文化体系的人，总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和巨大的排斥力，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会暂时搁下彼此的矛盾冲突，自觉或不自觉地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传统文化的“异类”。所以，无论是“大哥”还是外人，无论是赵贵翁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参与了对“狂人”的围猎和迫害。“狂人”遭到了不堪言状的迫害：外人都像凶神恶煞般对待他；家人“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一样把他关了起来；在听佃户告荒时，他只是“插了一句嘴”，就被别人投以“令人吃惊的目光”；跟别人讲道理时，也得到了“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的不公平待遇；家人与社会沆瀣一气，“布满了罗网”，准备“合伙”吃他，甚至想“逼我自戕”，以免除“祸祟”。在世俗社会的围袭之下，“狂人”感到孤独，感到恐惧，但是，他并不畏缩，而是单枪匹马与整个社会进行对抗。路人对他露出凶恶的神色，他虽然“从头直冷到脚跟”，但他仍说“我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大哥和何先生要给他诊治，他识破了他们的心思，“便放声大笑起来”，以“义勇”和“正气”镇压住了他们；他敢于揭露大哥关于“翻天妙手”、“易子而食”和“割骨疗亲”的罪恶说教，敢于揭穿封建礼教吃人者的虚伪、怯弱、狡猾而又凶残的本性；他敢于否定“从来如此”的封建思想，敢于否定“吃人”的传统文化。因此，“狂人”“是一个真的被迫害者，一个被封建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迫害到了发狂地步的人；是一个亲身受尽了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的束缚、压迫、损害而感到了恐怖的人，是一个在黑暗社会中受着精神苦刑而开始觉醒和反抗的分子”⑨，是一个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 我们说“狂人”是一个反封建斗士，还因为他具有启蒙者的思想特征。在第八节日记里，“狂人”在幻觉中对一个青年人进行启蒙，揭示吃人的社会现实，以冀青年人能认清社会的本质。在第十节日记里，“狂人”对大哥进行劝转，在劝转时，“狂人”从人性进化和社会进化的基点出发，认为“吃人”是野蛮人所做的事，真的人是不吃人的。他劝大哥他们要“从真心改起”，不要再吃人了，“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由此可见，“狂人”追求的是一个没有人吃人、也容不得人吃人的理想社会。这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也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而这，正是一个启蒙者的思想特征。日记末尾，“狂人”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向全社会发出了沉痛的呼吁：“救救孩子!”这是一个启蒙者所具有的社会焦虑和人文关怀，而不是一个疯子所能有的。因此，我认为，即使说“狂人”是一个启蒙者也并不过分。 基于以上所述，我认为，“狂人”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被迫害致狂的精神病患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反封建斗士．一个被迫害致狂的反封建斗士。在“精神病患者”和“反封建斗士”这两个层面上，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点。“狂，作为特殊的形态，是在特殊的矛盾中形成的。由于严重的社会迫害而发狂。正道出了狂人的特殊矛盾本质。如果否认了狂人的狂，说他完全是清醒的，‘狂’是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那同样会离开这一形象的实际……正是由于迫害而至发狂的人，勇于讲出吃人的隐情，彻底对‘从来如此’的旧秩序，给以反击，才增强了对‘孔家店’的批判力量。”⑩所以，我们不能否定“狂人”“狂”的特征，同时也不能否认“狂人”作为反封建斗士的特征。如果否定了“狂人”是反封建斗士，就等于否定了《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意义。这是与文本不符的。因此，我们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这样，才能得出对“狂人”形象正确的认识。 注释：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25页 ②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③吴定宇《发聋振聩的第一声呐喊》，见中山大学刊授中心编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6页 ④孙中田《论<狂人日记>》，《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42页 ⑤唐弢语，见新版《鲁迅的故事》第79页 ⑥同④ ⑦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281页 ⑧吴定宇《发聋振聩的第一声呐喊》，见中山大学刊授中心编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5页 ⑨冯雪峰《狂人日记》，《雪峰文集》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⑩孙中田《狂人日记》，《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143页 弃妇的哀吟——李金发《弃妇》内容与形式之浅析文/谢骥 自“五四”以降，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开始渗入中国诗云。其执牛耳者当推戴望舒、李金发、冯至和徐志摩。而四人中，又以李金发的诗风最为奇绝、险晦、沉郁，对象征主义浸淫最深，在思想内涵上也开掘最深。这在他的处女作《弃妇》中便已凸现出来。 《泰坦尼克号》与《南海十三郎》文/谢骥 若有人问我最欣赏哪一部电影，我将答：不是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而是国产片《南海十三郎》。 由《山峡中》论及“边缘人”及其人生哲学文/谢骥 中国的传奇、话本和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性格单一化了的，善与恶泾渭分明、云泥立判。艾芜的《山峡中》，为中国的小说人物画廊添了一笔异彩——“边缘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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